感覺比較像是：如果不開心一點，自己也會很無聊，所以還是開心工作提升業績吧。
何啟軒指因為昨晚是突發事件，時間很短促，不可能在驅趕示威者之前有足夠時間通知居民，只能夠使用揚聲器即時通知居民關窗及留在安全地點，如果事前已知道則會先跟居民溝通。到底向什麼射催淚彈？《明報》記者質疑昨晚現場所見，桂林街、福榮街及鴨寮街等內街並無示威者，為何警方仍使用催淚彈驅散，而何啟軒提到有人使用彈珠及水喉通，但記者及街坊未有見到這個畫面，請警方提供照片證據。
他又指這些屬於「好長距離可以襲擊到警察嘅武器」，如果警員走近驅散示威者，「其實唔知中咗幾多下、幾多粒呢啲鋼珠先走到」，而催淚彈可以增加警察及示威者的距離，警方在沒有選擇下使用催淚彈。警方主要講述8月13日機場示威，以及昨晚深水埗「燒衣活動」演變成圍堵警署一事。他又說當時警員（在內街）「不斷受到襲擊」，不容許先警告、等居民接收到訊息才推進，要考慮警員安全。謝振中後來表示，警方使用武力都是回應「暴力示威者」的行為。至於昨晚，何指警隊進入內街前已在警署外警告使用催淚彈，市民已經聽到，在內街也有用揚聲器廣播。
警方未有就影響到街坊道歉。今日（8月15日）下午4時，警方召開記者會，警隊代表有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深水埗警區指揮官總警司何啟軒、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媒體聯絡及傳訊）江永祥、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警司李桂華及機場警區指揮官署理高級警司劉榮基。其他被征服的族群則被要求每年上繳金屬或玻璃等的貢物，而他們似乎也是奴隸。
在很多情況下，征服者也會破例挑選具備有用之特定技能的俘虜，例如造船工、織工、金屬工、甲冑匠、金銀匠，更不用說還有藝人、舞者和樂師。文：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人口控制：束縛以及戰爭】 埃及和中國 古代埃及（至少在古王國時代〔西元前二千六百八十六年至二千一百八十一年〕）是否存在奴隸制一直引發熱烈的辯論。歷史上美洲原住民或是馬來社會那種渴求人力的政治體或許具有一些代表性，因為奴隸制度呈現的快速文化同化以及社會階層流動是相當普遍的。為了回報不殺之恩，他就必須幹活。
我認為疑問不在於古王國和中王國時期是否存在一套非常像奴隸制的東西，而是它對埃及政治的整體重要性到什麼程度。如果戰俘所來自的社會在諸多面向上都被征服者視為非我族類，那麼他們即無權利在社會上獲得同樣的體恤。
這個問題可能就像最近一位評論家所描述的那樣，即便將奴隸制度詳加區分其實也無差別，因為無論是苦役或是分給人民的工作配額都是一樣繁重。婦女經常被帶進當地家庭裡充作妻、妾或是僕人，而兒童可能很快就能被同化（雖然社會地位低人一等）。在王朝控制範圍以外的地區，匪徒隨機抓人，然後把他們賣給奴隸市場或是勒索贖金。你能因此不必將鋤頭和鎬扛上肩，因此不必攜帶籃子。
「國家對枷鎖的需求量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寺廟經常下單訂製」。此外，因抵債而淪奴的情況也很常見。因為你不必聽命於多位主子，它能免去你划槳的辛勞，使你遠離痛苦誠如尼古拉．克拉丁（Nikolay Kradin）所言：「游牧民族中央集權化的程度與鄰近農業文明中央集權化的程度成正比……。
邊陲地帶的游牧部族與鄰國的關係能以多種形式呈現，而且無論如何，此種關係的特徵都是高度的不穩定性。第二種選擇更為常見，但不那麼引人注意：游牧民族變成國家的騎兵／傭兵，負責巡邏邊境地區，以防止其他的野蠻人入寇。
那些組別中最具偏見色彩的那一對（文明人／野蠻人）就像同時生出來的雙胞胎一樣。我們知道，游牧民族甚至強行重新安置農業定居人口以創造這樣的寶庫。
事實上，我們很難找出哪個國家或帝國不曾從野蠻人那裡招募軍隊的。」 歐亞大陸游牧民族的帝國和準帝國組織是在西元前第一個千年中期「軸心世紀」結束後首次發展起來的。元朝和滿洲人的清朝可能不算在這個系列中，因為他們吞噬了定居型王國而非自行崩解。假設這些組別中每一對的歷史都能為眾周知，那麼在我們理解國家與其非國家體系鄰國之間關係這件事上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在那時候，由於強大的農業帝國（例如中國的秦朝、印度的莫爾、小亞細亞的希臘化諸國、歐洲的羅馬帝國）的擴張，游牧民族被迫與高度組織化的、以農業為立基的城市社會連結起來…… 克拉丁和其他專家舉出好幾組這種共興亡的政治體，例如匈奴和漢朝、突厥汗國和唐朝、匈人和羅馬人、「海人」和埃及人，而亞摩利人和美索不達米亞各城邦或許亦能列入其中。凱撒綏靖高盧的戰功主要是依靠高盧傭兵的幫忙才得以完成的。
透過此類安排，蠻族在收到產穀之定居社會的部分盈餘後即以不再突襲滋擾作為回饋條件，而這種情況不妨被視為國家和蠻族的實際聯合統治。文明創造了與它自己本身作對的野蠻人。
但在其他情況中，例如匈奴、回紇和匈人，這種關係可能涉及國家對蠻族的賄賂籠絡、出資補貼以及「反向納貢」。其中一些與雅典結盟，又有一些對其納貢，其他一些則與其敵對。
誠如中國諺語所言：「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之」，野蠻人搖身一變成為定居型態國家的新精英後，即進駐京城並且開始操作國家機器。只有在世界上都還沒有出現文明而且連文明人的祖先都還是原始人的那個遙遠時期中，我們才可以把「野蠻人」說成「原始人」。
他們是「國家名單上的遞補者」，或者就像巴菲爾德那樣，把它稱為「影子帝國」。獵人、採集者或是刀耕火種者可能一點一點地啃食國家，但是只有在政治上動員大量騎馬牧民的聯盟才將目標放在從定居國家身上榨取財富。關於那些最強大的游牧民族，例如由成吉思汗建立的、世界史上擁有最大連貫疆域之「巡遊國家」（itinerate state）或是新世界的「科曼奇」帝國，我們最好將其定位成「馬背國家」。傭兵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會給定居型的國家或帝國本身造成風險，這就是唐朝雇用回紇人鎮壓安祿山那次特大叛亂時必會發現的事。
國家通常會以貿易特權和地方自治作為回報。第一個是游牧民族征服國家或帝國，並且成為一個新的統治階級。
另外還可能有兩個「解決方案」，而且每一個解決方案事實上都令這二分法本身化為無形。例如，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記》中有關雅典的敘述中就曾描述過數十個居住在丘陵和山谷中的不同部族，其中一些有立國王，其他一些未立國王。
此外，根據這種觀點，寄生於定居型大政治體一旁的野蠻人聯盟會以「影子帝國」的模式運作。以掠奪為目標的行動可能單純只由偶發的幾場突襲所構成，期間夾雜國家軍隊所發動的幾次報復性征討。
在殖民地的背景下，這種模式被稱為「本土次帝國主義」（indigenous sub-imperialism）。雖然拉鐵摩爾未提及數以百萬計非國家體系中並不以游牧維生的採集者、游耕者和海產撈捕者，他確實掌握了游牧行為和國家的平行發展。比較公平客觀的歷史書寫應該記錄數百個較小的國家與附近數千個非國家體系族群的關係，更不用說也應研究這些非國家體系族群之間相互掠奪與結盟的關係。凱撒對高盧發動的殘酷戰役可以被視為是成功出擊的罕見例子，而且儘管隨後塞爾特人曾組織多起叛變，但是羅馬的統治畢竟延伸出去了。
就像首都的消息經常占據今天新聞的版面一樣，此類描述也主導了歷史的報導。從文明開始進化的那一刻起……它將一些擁有土地的人招入自己的範疇，然後趕走其他的人，然而此舉對於後者的影響是……他們調整了自己的經濟模式，並且嘗試新的專長，同時發展出新的社會凝聚力、政治組織以及新的戰爭方式。
文：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野蠻人的黃金年代】 暗黑雙胞胎 無論就現實還是符號學的意義而言，國家體系下的人民以及非國家體系下的人民、務農者和採集者、「野蠻人」和「文明人」其實是雙胞胎。在這種情況中，野蠻人成為現有國家的軍事助力，比方哥薩克人或廓爾喀人。
在相對穩定的情況下，這種均衡態勢可能較接近前面描述過的「勒索保護費」模式。隨著宿主國的崩潰時，他們也隨之瓦解，此一事實更凸顯了他們幾乎是衍生物的身分。